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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彩虹多多规则2024-05-18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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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同行，愿做一个摆渡人******

　　郦韩英，著名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美术馆创办人

　　口述/郦韩英整理/萧丁

　　新近，浙江诸暨市鸿一美术馆举行开馆首展。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和诸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大主题展《雪泥鸿爪·名家精品展》与《叠翠流金·陈钧德绘画艺术展》同时亮相。展品悉数来自鸿一美术馆创始人郦韩英女士的私人收藏，包括颜文樑、刘海粟、林风眠、关良、倪贻德、吴大羽、周碧初、吕斯百、朱沅芷、唐蕴玉、胡善馀、李青萍、沙耆、任微音、闵希文、朱膺、朱德群、苏天赐、陈钧德等诸多名家名作。展品精良，揭示了民国以来中国百年油画史上一个个闪耀片段，作品自身的光芒及其蕴含的深厚历史，令人感受油画民族化探索和发展的脉络，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郦韩英馆长，1971年生于浙江诸暨，系著名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美术馆创办人。她口述了自己与艺术结缘二十载心路历程，其收藏、研究、办展等方面体会给人颇多启迪。

　　——编者

　　2023年1月上旬，诸暨市鸿一美术馆举行开馆首展。这是继创办上海鸿一美术馆之后，我又创办的一家展览空间更大、艺术包容更强的美术馆。此时此刻，许多往事浮现脑海，涌在心头。我与“艺术”结缘二十载，从收藏入道，继而办馆，还钻研艺术史、美术史等，对艺术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和感情。是艺术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何为人生意义，何为艺术精神。

　　从儿时的梦想出发，在艺术旅途不断探幽

　　我生在诸暨农村，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我有6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依靠父母勤俭持家，小时候我们能过上温饱。我打小学会了为父母分担劳作，放学后去放鹅、放牛、割草等。晴朗的日子里，当鹅和牛在山野里悠然吃草，我就拿着硬树枝在泥地上尽兴涂鸦，画树啊、鸟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念书时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数学等，但我上课常作白日梦，有时听着听着就云游远方了。记得那时所有课本的边边角角都被我随手画了有趣的图案，“嫦娥奔月”故事是我画得最多的。老师曾经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毫不犹豫答道：“想做画家。”

　　中学毕业后，为了生计，我学做裁缝。在当时的我看来，裁缝也是艺术家啊，靠着心灵手巧，将一块块布料裁剪出千变万化的服饰。几年后结婚，便与丈夫一起投身创业。

　　记得是1996年，我们开始“做工程”，承包基建。干这一行，得益于二哥的引导，通过他，我们闯入了一个门槛较高的行业。丈夫老周做事踏实、很有韧劲，也挺顾家。我们俩齐心协力，胼手胝足，从建筑承包到地产开发，一路学一路闯，干得“没日没夜”，“风雨兼程”。有了经济基础，在城市添置房产后，我们自然而然买些字画装饰环境。我和丈夫都热爱艺术，见到喜欢的书画、雕塑、玉饰就买买买，很快，家里的艺术品堆成小山了。

　　2000年前后，我们结识了不少学院派出身的国画家、书法家等，也零零散散买了些作品“试水”艺术投资。至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丈夫成了“艺术赞助人”。那时中国美术学院有位画家准备举办个人画展，但场地租赁、画册出版、海报请柬印制、酒会安排等等需要200万元。那时的200万元可以买两三套商品房了。经朋友牵线，我跟丈夫首次以“艺术赞助人”角色提供所有资金，帮助画家解燃眉之急，也因此拿到了画家的一批精品力作。我们将拿到的作品分送各路亲友，自己则尝到了艺术资助和艺术收藏带来的双重快乐。后来，在上海浦东购置了一幢近三千平方米的别墅后，我根据欧式建筑的风格配套要求，开始搜寻更适合别墅悬挂的油画作品。一天，我利用在新加坡陪儿子读书的间隙，逛了当地原创画廊，被一幅风景油画牢牢吸引了。那是我第一次“邂逅”陈钧德老师的作品。驻足凝神欣赏，我被深深地震撼了！陈老师的绘画有一种内在力量能一下子抓住你，打动你，作品色彩鲜艳却又高贵，令我爱不释手。我从这家画廊先后买了七幅陈钧德的作品，将它们从新加坡运回了上海浦东新家。后经朋友介绍，有幸结识了艺术家本人。从那时起，我经常去陈老师家坐坐，喝茶闲聊。陈老师是有深厚造诣又非常纯粹的老派艺术家，一提绘画艺术便喜不自禁，滔滔不绝，往往寥寥数语就能讲到精彩的关键点上。他让我懂得，收藏的根基永远在于艺术价值。作品有了艺术价值，作品价格才会坚挺。他在画室里翻寻画作或其他什么，走起路来“笃笃笃”像小跑，有趣极了。不知不觉中，我成了陈钧德绘画艺术的主要收藏家之一。令我特别满足的是，在他生前我们有过无数次无比放松的交流，他非常耐心、直率地谈论创作所感。他的不少代表作，包括《梦境》《双人体》《色草柠檬图》等等都被我珍藏了。我也特别注意收藏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形成一定程度的收藏系统性。

　　可以说，从任性“买画”到理性“藏画”，转折点是从跟陈钧德交往开始的。随着收藏数量、质量的提高，我对陈钧德老师的艺术兴趣既走向宽度也走向厚度，所花精力也最多，从文献梳理到风格研究，再到召开学术研讨会，组织不同主题的个展或群展等等。我觉得有关陈钧德创作研究目前只开了一个头，有待专家学者不断挖掘和研究，我做得还不够。

　　世上的油画风格有许多种。我对其中的“意象绘画”情有独钟。我以陈老师为一个坐标点，在时间轴上往前推移，查找还有哪些属于自己心仪的艺术家。顺着这一脉络，我重点研读了开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三位拓荒人物：刘海粟、颜文樑、林风眠。特殊年代，陈钧德曾经得到他们的宝贵私授。斗转星移，我竟也能通过不同渠道收藏了三位大师的佳作，真是靠了艺术缘分。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海粟先生的一幅作品《巴厘岛风景》。

　　2017年西泠拍卖行举行“现当代艺术品拍卖”。为了不错漏机会，我在现场守候到半夜2点多钟，现在想想我也够执着的。刘海粟先生的《巴厘岛风景》是和一本日记一起举拍的，日记是日本记者于1940年所写，当年他在上海与好友萧先生互相赠礼，日本记者拜访萧先生时送了一方印章，而萧先生给了他一幅好友刘海粟先生的作品。日本记者精心保存这幅画，80年过去了，他本人早已去世，其后人也一直收藏得好好的，连同日记一起。该日记“还原”了当年的一段友谊。作品本身非常精彩，其背后故事折射的文献意义，都让我激动不已。这件作品拍回来后，刘海粟的小女儿专程来我馆里看这幅画，又给我讲了她父亲的另一则故事：其实，这幅作品是在巴厘岛避难时画的，当时刘海粟先生在国内办学倡导人体课，被军阀视作流氓罪要抓起来，刘海粟先生为避难去巴厘岛，即是通过日本中转的，当时战乱，靠这个日本记者帮忙才得以成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因为这段与日本人有过往来的经历，刘海粟受运动冲击时便多了一条“罪状”。通过作品内外的故事，我感触很多。我觉得收藏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能保值增值，还有助于还原历史，传承文化。

　　近七八年以来，我一直处于在研究中做收藏，又在收藏中做研究。这样的修行方式令我非常充实。在我收藏的早期现代艺术中，关良先生的那幅意写性绘画《桃子与花》深得吾心。陈钧德老师说过，关良先生的绘画观念非常“自由”。从这幅藏品里我是深有感触。关先生的自由，是中国式的立体派。《桃子与花》的画面结体以一种变形超然存在，无论花、果、物的圆，纹理、盘的方以及与纹饰的叶形呼应，都营造了卓越的形式美感。

　　我时常将吴冠中、苏天赐、陈钧德等作品作比较性观赏，深感他们的语言风格都非常鲜明，技巧也都高超，但又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尤其在探索油画民族化表达方面，都洋溢着浓郁的东方趣味及精神。还有我收藏的朱德群的《NO.282》。画面一挥而就的笔触，融合了传统气韵、宇宙心灵、大象无形、张力十足的超现实意境。我也喜欢将倪贻德、周碧初、吕斯百等进行比较，他们都具有江南文化的背景，都倡导现代主义美学，在个性化语言中均有卓越建树，但他们绘画里都充满一股温暖的力量，这是一种历经风雨仍然理想坚定的精神品格，也使海派文艺血脉得以继承和延续。还有两位画家的藏品令我常常凝思。一个叫朱沅芷，一个叫沙耆。朱沅芷1921年移民美国，是个英年早逝却极具才华的艺术家。我收藏的《纽约之夜》（50×61厘米），是他成熟时期偏传统手法的油画，笔调轻松、诙谐，光影生动而洗练，营造的意境栩栩如生。他不满四十岁得了精神疾患，郁郁寡欢，因而他的作品弥漫着“不一样的味道”。沙耆呢，1937年留学比利时，在素描、油画、雕塑等多方面表现出异禀，三十多岁天妒英才，使其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收藏的是沙先生早期留学的精品，写意性勾勒所显示的天赋叫人过目难忘。从早期现代美术运动先驱们的藏品里，我感受到大时代洪流留下的烙印是那么清晰，他们竭尽全力去拼搏去奋斗，用饱蘸情感的画笔去描绘真善美，他们的作品中流露了那个年代艺术工作者民族审美、形体感知、色彩语言的特色，耐人咀嚼。

　　我列举的这些艺术家及其藏品，大多来自公开拍卖，也有一部分来自家属。每次发现拍卖会上有我期待的艺术名家的作品，我都会顺着艺术家的成长经历和艺术变化，研究所拍作品的时代背景、创作思想以及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当然也作多方面的鉴定。无数次的观摩、研究、鉴定、交流，使得我在艺术收藏的道路上领略到无数“奇异的风景”。

　　艺术是奇妙的，当然是指艺术杰作。我的收藏基本沿着三大主题，其一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绘画，藏品涉及中国油画界第一代、第二代诸多艺术前辈，也包括与他们同时代的法籍日裔绘画大师藤田嗣治，以及当年受林风眠邀请来北平和杭州国立艺专任教的法国著名画家安德烈·克罗多等；其二以当代海派油画领军人陈钧德老师的专题为主，包括比陈老师年纪稍长或差不多同辈的新中国美术运动旗帜人物靳尚谊、罗尔纯、闻立鹏等等；其三是更年轻一些的当代优秀意象派画家的作品，包括外省市的戴士和、闫平、王克举、张冬峰、任传文、段正渠、黄菁、管朴学、李江峰、王琨以及上海本地的周长江、俞晓夫、姜建忠、黄阿忠、刘曼文等等。我的朋友圈，我的事业，如今都围绕着艺术转，这是过去想也没有想过的。

　　与艺术一起摆渡何其幸焉。我也愿做一个摆渡人

　　当一颗种子在心里埋下，天时地利的时候总有发芽、会长大。

　　美术馆于我就是这样的。2014年，我与丈夫商量，他继续在房地产领域深耕细作，而我准备“歇一歇”，先玩玩艺术品等。丈夫以为我只是“暂时的休整”，当然表示理解和支持，却不料我一干就干到今天，“毫无收敛的迹象”。艺术于我就是这样吸引力十足。

　　我利用原先上海公司总部的办公地，请专业设计师设计，改造成符合专业美术馆要求的上海鸿一美术馆。新设计改造后的美术馆一经亮相，圈内外可谓“眼睛一亮”。

　　鸿一美术馆在博物馆、美术馆星罗棋布的上海，规模不算大，但允许我“王婆卖瓜”自夸一句：影响力却不小。因为，我们非常注重特色。我们的特色是小而精，立足的根本是展览质量。鸿一美术馆开馆第一年，也就是2016年，即先后举办了《陈钧德油画作品展》《“写影意趣”——中国名家油画作品邀请展》《青年艺术家作品展》《“东韵·西语”黄阿忠绘画作品展》《“浮生·心界”任传文纸本水彩作品展》《“与名家同行”——首届国际水彩名家上海年展》等等，其中，《陈钧德油画作品展》的全部参展作品来自我的私藏，造成了一定的轰动。当时陈钧德与妻子罗老师特地赶到我们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美术馆来观展。许多美术界、评论界、收藏界大佬也抱以“惊奇”接踵而至。之后，上海滩上耳熟能详的艺术名家，以及外地优秀艺术家，还有国外名家都相继来办展。我们还推出《“与名家同行”——首届国际水彩名家上海年展》，主办首届“国际水彩训练营”，安排在国际水彩画领域声誉卓著的外国水彩大师西蒙尼、约瑟夫、佐拉兹等担任导师，亲临鸿一美术馆向青年学员传授技艺，并与学员们一起在外滩写生，言传身教。那时，我忙得不亦说乎，几乎每天一睁开眼睛，满脑子想着美术馆事儿。为了替观众找到艺术“新面孔”，我每年不辞辛劳，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吉林、湖南、广西等地；每隔一段时间，就在鸿一美术馆推出一个或若干个“新面孔”。所谓“新面孔”并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画家，而是指外省市那些暂时不为上海藏家或观众熟悉、但曾多次参加全国性美术大展的优秀画家。

　　当然，“发掘”艺术家办展的过程伴随着甜酸苦辣。譬如，油画家任传文，是意象油画当代性探索代表性人物。他的绘画十分注重精神感受，他用油画、水彩所描绘的风景都不是直接从眼中所见的现实“截取”，而是带有类似文学的追忆、回望，意境似实还虚、似真亦幻，令我非常喜欢。他在上海乃至江南一带知音还不多，我却觉得非常好，就满腔热情在鸿一美术馆为他策划个展。迄今我已经两次为任传文老师策划举办了油画和水彩展。

　　众所周知，办美术馆，是造福于民众的文化事业，也是很烧钱的公益事业，故有人将美术馆比喻为“吞金兽”。是啊，但凡美术馆想长久健康地生存，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支持。从我看来，创办美术馆的初心是单纯的，即“热爱”二字。全世界美术馆的生存模式几乎都靠“贴钱”养着，有的靠政府补贴，有的靠基金运作。创办鸿一美术馆，我对“烧钱”也有心理准备的。一方面，我自己会定期拿出部分资金投入美术馆，也会将一部分私人藏品捐献给美术馆；另一方面，我会发挥多年从事房地产开发和金融投资等经验，发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美术馆建设，让这个公共的文化艺术空间具有持续生存发展的能力。

　　在上海创办鸿一美术馆数年后，我感到应该为生我养我的家乡诸暨也创办一家。那时，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的“计划”更大了，最初拿土地的时候就想着要盖一座规模逾万平方米的艺术综合体，包括一座艺术酒店+一座现代美术馆。

　　两年前主体建筑完成，这两年在做装修。诸暨鸿一美术馆与上海鸿一美术馆不同。它的设计团队具有国际背景，更具国际范儿。一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里，包括两大展示厅、学术报告厅、会议室、开幕走秀场所、咖啡吧、资料室等等，还有一定规模数的星级酒店客房。目前还计划再建一个窑厂，专门用于烧制艺术家的陶艺作品及其衍生品。根据它的条件，我们将集艺术展览、少儿美术培训、主题写生活动、绘画高研班等于一身，立体化地提供公共美术展示、教育等服务职能。具体到展览上，初步计划有油画、水彩、当代水墨、雕塑、装置，以及全国乃至全球邀请展或双年展。适当时候，还举行小型拍卖，让人们将艺术带回家。

　　回顾多年以来，我游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每次都情不自禁流连在博物馆、美术馆。当年作为“观光客”“艺术朝圣者”，更多只是观摩。如今，自己转型成为美术馆创始人、馆长，我思考的东西越来越多，落脚点也不一样了。我想，意大利、法国等一些城市里，街头丰富的雕塑，以及星罗棋布的美术馆、博物馆、画廊，滋养着那里的民众。我多么希望，家乡诸暨也有越来越多艺术机构，让家乡人民、尤其家乡下一代能受到浓厚的艺术熏陶。所幸的是，梦想一步步照进了现实。怀着公共意识、文化意识，我将对自己在艺术方面的国际资源、外省资源、上海资源等作有效整合，为家乡诸暨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共文化项目。

　　总之，我跟“艺术”打交道已有二十多年。人生是一场独自修行。人人都在时间的河流里一次次地摆渡，家庭、老师、友伴、同事等生命旅途中遇到的人们不断成为渡船，使得我们能跟随时代不断向前。其间，我能找到“艺术”一起摆渡，何其幸焉。我也愿做一个摆渡人，将美术馆建设成一个渡船，帮助更多人与艺术同行。这，便是我的理想。

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

　　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

　　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